共产国际和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
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的第一、二次反“围剿”战争,提出过较为符合实际的指导意见;对于第三、四次反“围剿”战争则基本没有干预。第四次反“围剿”后,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中央苏区红军制定“分离作战”计划,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准备工作造成了严重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中央苏区红军由被动变主动谋划了重要一招,但对“福建事变”处置失当,而又力促红军与粤军陈济棠部开展停战谈判。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在指导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时,存在不同的原则意见,加上中共“左”倾领导者无视中央苏区红军在以往历次反“围剿”战争中的成功经验,教条主义地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0年10月至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进行了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共产国际在中央苏区的这5次反“围剿”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些探讨。
一 、 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第一 、 二次反 “ 围剿 ” 提出的指导意见较为符合实际,而对于第三 、 四次反 “ 围剿 ” 则基本没有干预
中央苏区红军第一、二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红军之间的交通联系非常困难,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央苏区红军更没有直接联系。因此,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央苏区红军的反“围剿”作战无法直接干预,有些指导性意见,也只能提供给中共中央参考。
对中央苏区红军第一次反“围剿”,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米夫在1930年12月2日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对此有所提及。他说,远东局当时主张“把赣南变成以吉安为中心的连成一片的方针。在这个地区的四周要开展游击活动。它四周的要冲应由我们各个军守卫”。米夫还认为 “当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即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力下,我们将暂时撤离这个地区。如果要问: 是保卫苏区直到最后一个红军战士,还是挽救红军那么,比较合适的作法,当然是后者。同时很清楚,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现有的兵力来进行斗争,但是我们还应做最好打算,要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撤退到什么地方为好,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地区作为新的根据地,并继续解决组建红军的问题。”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基本采纳了米夫的意见,于1931年1月11日致电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指示说: “宜将各军( 特别第1、2军和第3军) 的主要核心撤到较为安全的地区,从中组织有坚固根据地的正规军骨干力量, 无论如何要将其保护好,使其不至于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围剿时所进行的冒险行动中遭到被歼灭的危险。关于根据地问题,同意必须进行顽强的斗争,把赣南基本的最主要的根据地保持在我们手里。但考虑到军队的主要核心力量在敌人压迫下有暂时被迫撤退的可能性,我们认为,现在采取措施在湘西南和黔桂交界地区筹建辅助区是适宜的。同时务必更加重视在鄂湘川交界地区建立第二个主要根据地。”
可以看出,米夫的意见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指示,大致上与毛泽东的 “诱敌深入”主张较为接近,较为符合中央苏区红军实际。当然,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发出时,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早已结束。
对中央苏区红军第二次反“围剿”,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导意见大致与第一次反“围剿”相同。远东局于1931年2月22日至28日从上海发出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信中说到: “现在我们处在军阀第二次进攻的前夕,敌人对这次进攻作了更为精心的准备,打算投入更多的兵力来对付我们。我们依然坚持在前一封信中提到的任务和指示。保卫吉安中心,建立‘成片苏维埃化’的地区———不留下反动策源地。在对我们不利的条件下不进行决定性的战斗。从必须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出发, 以进一步壮大和巩固红军为使命。”中共中央在同年2月发出的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给中国红军和各级党部训令中,以及在3月2日发出的给红一、三军团总前委及其他苏区的补充指示中,都基本上接受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意见,对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作出了基本正确的指示。当然,必须肯定: 中央苏区红军能够取得第二次反 “围剿”胜利,主要是毛泽东、朱德等坚持实行“诱敌深入”根据地、然后择敌弱点各个击破正确方针的结果。
1931年4月以后,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因安全原因,陆续撤离上海返回莫斯科。同年6月,远东局实际停止了在上海的工作,直到1932年9月新的共产国际代表阿图尔·埃韦特来到上海,才重新开始工作。因此,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和第四次反“围剿”,都没给予什么具体的指示和干预。
二、第四次反“围剿”后,共产国际远东局制定中央苏区红军“分离作战”计划,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准备工作造成了不良影响
1932年9月,新的共产国际代表、德国共产党员阿图尔·埃韦特来到上海。同年11月,德国共产党员奥托·布劳恩( 李德) 从满洲调到上海工作,成为中共中央军事顾问。1932年11月29日, 共产国际远东局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第一号军事指令,对中央苏区红军当前的军事行动提出意见,并要求苏区中央局: “请每周不得少于一次向我们提供有关我方部队和地方部队的准确信息。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指望得到具体的指示。”但此后的两三个月内,远东局对中央苏区红军作战行动仍然干预较少,而对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作战行动则发出了几份具体指示意见。
从1933年3月下旬开始,特别是1933年4月美国共产党员曼弗雷德·施特恩到上海,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军事总顾问后,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央苏区军事斗争的指导逐渐加强,不断对中央苏区红军作战行动直接发出具体指令。远东局当时认为,中央苏区红军虽然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但“我们仍处在战略防御阶段。这意味着,我们还未强大到能让我们的部队去强攻躲进战壕里的敌人”,“不能采取诱敌深入到苏区然后将其消灭的战术”,而应该“保卫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老区”,在江西中部地区向敌人占据的乐安、永丰、宜黄、南丰等县城发起“攻势战役”,“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首先是在开阔地带”,“以便全面监视敌人的行动,获得行动自由, 并在想要掌握主动权时就能掌握主动权”。远东局的意见,正合博古、项英等人胃口。同年4、 5月间,博、项等指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在乐安、永丰、宜黄、南丰等县城之间与敌人争夺城池,致使红一方面军主力停留在永、乐、宜、南地域徘徊两个多月,毫无战绩。
在要求中央苏区红军向乐安、永丰、宜黄、南丰等县城发起攻势作战的同时,共产国际远东局于1933年4月2日致电中央苏区,说: “我们也在考虑着手解决大约两个月后的进攻问题。在晚些时候我们将用电报发去我们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同年6月关于将中央苏区红军分成东方军和中央军,实行“分离作战”的军事部署。博古、项英等将这个方案称之为“中央指示今后作战的长电”。
“长电”提出的“分离作战”计划,违背了弱小红军必须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打击敌人的原则, 一开始便遭到周恩来、朱德的质疑和抵制。博古、 项英等领导人却将这一计划奉为“圣旨”,强制贯彻执行。“分离作战”计划将福建十九路军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和进攻方向。红一方面军主力天各一方,各奔战事,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未能抓住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的有利时机,选择蒋系中央军为主要进攻对象,集中红军优势兵力向赣东北和闽西北方向发展,诱动敌军在运动中歼灭之, 进而依托赣东北苏区向闽浙皖边发展,从而对国民党军构成严重威胁。其结果,让蒋介石有了充裕的时间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而红军却没有在这期间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创造有利条件。这就必然使红军在即将到来的第五次反“围剿”中处于被动地位。
三、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中央苏区红军由被动变主动谋划了重要一招
1933年9月底,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瑞金,开始直接指导中央苏区即将到来的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3个师突然对中共闽赣省委、闽赣军区驻地黎川县城发起进攻,揭开了国民党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的序幕。共产国际远东局和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等筹划已久的“分离作战”第三阶段行动计划,已无法实施。9月26日,博古、项英等决定结束东方战线的作战。东方军遂向泰宁集中,准备返回江西作战。9月2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致电中央苏区,不得不宣告: “我们应该明确承认的第一点是,我们不得不在这个时候放弃最初拟订的长远计划,以消除因蒋介石采取的第一步行动而出现的直接危险。”从此时起,远东局和李德开始指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黎川失守后,博古、项英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听不进周恩来、朱德意见,越过方面军总部,直接命令彭德怀率东方军火速离闽返赣,实施10月2日制定的硝石、资溪桥作战计划。10月6日,东方军北上黎川途中,意外获得飞鸢、洵口遭遇战胜利。此时,红军本应根据敌人兵力部署变化,迅速创造和捕捉战机,在运动中歼灭更多敌人。博古、 项英和李德等人,却不听朱德、周恩来建议,坚持命令东方军从10月9日开始进攻硝石,结果连攻5日不克,伤亡1000余人,使东方军处于敌军四面包围之中。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发现红军已处于被动状态,遂于1933年10月14日致电中央苏区,提醒博古、项英和李德等人说: “在10月3日和5日之间以及7日和8日的最近十天里,敌人几个师的先遣队被我军牵制住了,出现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但我们未能打击周浑元第3纵队或罗卓英第5纵队的主力部队,这些有利条件未能加以利用,结果严重局势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现在,当樊嵩甫的第2纵队和赵观涛的第1纵队的部分部队能够打击我们的右翼和后方,而陈诚的第4和第6兵团向东南推进的时候,这个机会又错过了。…… 如果我们停留在敌人集中向前推进的5个纵队的内线,几天之内局势将会恶化。选择撤退解决不了问题。既然我们的有生力量还没有受到触及, 这种选择应该彻底抛弃。如果我们不能说服建议采取这种过早步骤的人,我们不仅会丧失行动自由,而且会使更大的计划受到威胁。因此,我们应该再次积极尝试打破敌人的计划。如果这种尝试还不成功,那时考虑撤退问题还为时不晚。”针对当时的敌我态势,远东局向中央苏区领导人建议: “( 1) 创造新局面,恢复行动自由。( 2) 改变敌人主攻方向,把敌军从中央苏区引开。( 3) 实行运动战,以赢得时间。( 4) 突破进攻者内线,击溃赵观涛或樊嵩甫纵队。( 5) 争取同我赣东北军队实行积极配合。这些行动计划是第一部分。时间约两周。兵力是东方军主力。”
共产国际远东局这个计划的核心内容,是立即组织东方军突破国民党军内线向赣东北方向出击,与赣东北红军紧密配合,调动敌军在运动中消灭之。这个计划是红军由被动变主动的重要一招,比博古、李德等坚持进行硝石、资溪桥战斗的愚蠢计划要好得多,与稍后彭德怀主张红军主力向赣东北方向出击的建议相一致。不料一向对共产国际指示和建议言听计从的博古、项英等人,却对共产国际的这个计划表示拒绝。已经抵达瑞金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只对远东局的建议作了解释,“但没有积极坚持执行这个电报”。10月20日,博古回电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答复说: “由于计划是建立在放弃内线作战和绕过敌人翼侧向前推进的基础之上的,军事委员会不能同意这个计划。我们军事委员会认为,现在保存我们有生力量的情况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我们的主要地区。因此我们认为,将我们85% 的有生力量绕过敌人翼侧推进和放弃内线作战,这种战术是极其危险的。”
博古、项英等坚持要红军在敌军堡垒群间寻战。资溪桥战斗后,他们指挥红军主力在南丰、南城、黎川和金溪之间敌堡垒地带左冲右突,强攻硬拼,先后于11月11日至13日进行了浒湾、八角亭战斗,11月17日至19日进行了云盖山、大雄关战斗。每次战斗红军均遭受重大损失,造成中央苏区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局阶段的被动局面。
四、共产国际力促红军与广东陈济棠部停战谈判
令人不解的是,共产国际在错误处置与十九路军合作的同时,却力促红军与广东陈济棠部进行停战谈判。
据远东局政治代表埃韦特1933年11月22日从上海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说,当时“在中央苏区,广州政府代表已开始进行停战谈判”。对于这次谈判,埃韦特态度很明确地给予肯定和支持。他的意见是: “友好地写上解决( 粤军) 从赣南撤退问题、暂时停止作战行动问题,不涉及封锁问题。”很快,11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就给埃韦特回电,明确表示: “如果广州人意在反对十九路军,那我们就不该同他们谈判,以期不削弱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立场。若是这种担心没有必要,那我们应提出暂时停战的以下条件: 停止作战行动,取消封锁和从赣南撤出粤军。如果最后一项要求有造成谈判破裂的危险,作为非常措施, 我们可以同意粤军撤到广东边界,并在广州人现在在江西所占领的地区建立中立区,但不能占苏区土地。”很明显,远东局代表埃韦特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意见都是正确的。
陈济棠
但是,在远东局内部,军事总顾问施特恩却极力反对与广东陈济棠部开展和谈。他的理由是: 第一,陈济棠内部,有一些反陈济棠的势力同情支持福建十九路军事变,而陈济棠同这一部分人有矛盾。如果红军与陈济棠的代表举行谈判,实际是在支持陈济棠,反过来不利于红军同福建十九路军的合作。第二,红军在与陈济棠部谈判时得不到什么便宜,而陈济棠却可以从与红军停战谈判中捞到好处,有利于陈济棠在同其内部反对派争斗时获得优势,帮助巩固陈济棠的地位。施特恩认为这对红军不利。事实上,施特恩的这些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他没有根据中央苏区当时所面临的局势从反“围剿”全局考虑问题,企图通过红军有限的游击活动就将陈济棠部队从赣南赶走。他说: “不是谈判而是游击行动,使我们有可能收复赣南。”事实上,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施特恩于1934年2月1日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再次对与广东陈济棠部进行谈判提出质疑。
埃韦特没有理睬施特恩的反对意见,坚持支持红军与广东陈济棠部谈判。在1934年2月1日给中央苏区的电报中,远东局建议中央苏区在军事上不宜将广东粤军作为重点防御对象,“如果在我们和广州之间的冲突不能避免,那么最好是向南突破到武平以西地区,占领一个地区后,不再继续进行对广州的行动,以便为将来在我们三项条件1基础上利用广东和南京之间的冲突创造前提条件”。针对远东局军事总顾问施特恩对于与广东粤军进行谈判的质疑,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1934年2月5日致电施特恩答复说: “从军事上考虑,我们认为同广州人谈判在以下条件下签订临时协议是可行的,也是所期望的: 取消封锁,我方不作任何领土让步,并在签订任何协议的情况下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以避免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和广州人方面的欺骗,保证我们实际上的行动自由。”可见,无论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还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政治代表埃韦特,都坚定地支持中央苏区红军与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开展停战谈判。
然而,不知为什么,中共中央博古等人对于与陈济棠部开展谈判却缺乏信心,态度消极。1934年2月6日,博古等以中共中央名义答复共产国际远东局说: “根据我们的估计,同广东在我们三项条件基础上的谈判不会取得成果; 在最近的将来将会是这样。”可是事实恰恰相反,6个月后的1934年9月中旬,陈济棠再次主动派出密使前来瑞金,要求与红军进行停战谈判。这一次,周恩来、朱德紧紧抓住这个大好机会,于10月5日果断派出何长工、潘汉年为全权代表,前往寻乌县罗塘与粵军代表谈判并获得成功,双方签订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等5项协议,从而为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顺利突破粤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创造了条件。事实证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和远东局对于与陈济棠部停战谈判的判断和指导是合乎时宜的。如果中共中央博古等人在1934年初采取行动,积极与粤军陈济棠部接触,开展和谈,第五次反“围剿”后期中央红军主力可能不至于陷入那么被动的局面。
五、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在指导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作战时,存在原则分歧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上级领导机构。这两个处于上下级关系的共产国际机构,在指导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作战时,却存在着不同的原则意见。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要求中央苏区红军在反“围剿”中,多运用“诱敌深入”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在1933年3月19 ~ 22日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要求中央苏区红军“在解决军事战术问题时应遵循以下一些原则”,即: “在保卫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保持红军的机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在人烟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粮食保证的基地,红军可以在那里隐蔽和等待更好的时机。应避免与敌大量兵力发生不利遭遇,要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涣散敌人军心和使敌人疲惫的战术,还要最大限度地运用游击斗争方法。我们的主要任务是: 保护和巩固我军的有生力量,加强( 政治和军事) 训练,提高战斗力和纪律性,加紧组建红军队伍。将相邻的苏区连成一片的方针并没有取消,但要建立和具备几个新的根据地,使政府军难于同我们对抗。我们积极评价第4军主力向四川转移。我们认为, 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要争取攻占苏区内成为反动巢穴的中心城市,从内部开展行动。对于大城市,在有足够兵力和可能性的情况下要采取包围战术,以瓦解敌人并将其赶出苏区,但不能以我们有生力量的巨大损失为代价。必须建立秘密活动机构和游击队,在我军撤退时它们应开展工作和进行斗争。”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的这个指示,应该说是比较符合中国红军作战实际的。它基本上肯定了中央苏区红军前几次反“围剿”所采用的将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战术; 强调必须“在有足够兵力和可能性的情况下”,才能“采取包围战术”进攻大城市,“以瓦解敌人并将其赶出苏区”,并且强调夺取城市“不能以我们有生力量的巨大损失为代价”。
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却对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的上述指示持不同意见。远东局在1933年3月28日致中央苏区的电报中说: “至于共产国际最近的一份电报( 引注: 即上文所述电报) ,我们认为,当前它不应该对我们的军事战术作出根本性的修改。在我们看来,该电报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万一敌人取得重大胜利,我们必须保存和加强我军力量。而我方取得胜利时,我们应一如既往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始终尽最大努力使我军主力不受威胁。”远东局实际上是告诉中央苏区,在军事问题上,不要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的指示。1933年4月3日,远东局竟然公开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对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1933年3月19 ~ 2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指示,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远东局在电文中说: “总的说来,我们不能采取诱敌深入到苏区然后将其消灭的战术,因为要做到这一点,苏区还是太小了。如果我们失败,当地老百姓就会对我们失望,我们就会丧失补充红军队伍的可靠来源”。远东局对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关于红军必须特别重视保持机动性的指示意见,仅仅理解为“常规部队和从后方打击敌人的游击队的联合行动。这种战术可以使我们在苏区之外顺利作战,避免重大损失”,而不是将其视为红军主力部队在战役战术上的机动性。远东局在电报中甚至危言耸听地“提醒”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 “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即你们的意见可能在领导层中引起分歧,并影响【协同】工作。”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对于远东局的上述质疑,给远东局复电明确指出: “我们重申我们先前就军事战术问题所作的指示。不应把指示理解为,我们建议在任何情况下都采取防御立场。当需要采取反包围的措施时,在有利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实施进攻行动。我们提出的战术,绝不是以失掉我们的苏维埃基地为前提。相反,【是要】 巩固基地,建立新基地,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联合相邻地区,但决不能以红军大部队被歼灭为代价。”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在电报中反问远东局领导人埃韦特: “我们不明白您对这一问题的询问。”
这可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始终坚持对中央苏区红军军事行动的原定指导方针。事实上也确是如此。1933年9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强调说: “我们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指示,如何决定由( 中共) 中央和( 中国工农红军) 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我们只是提出我们的想法供你们决定。”在这个电报中,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又一次提醒中共中央: “中央苏区的主力不应参与阵地战,它们应该进行运动战, 从两翼实行夹击。中央苏区要有预备力量,以对付任何突然袭击。考虑到蒋介石后方防御薄弱, 你们必须把自己的行动与红军部队的行动结合起来,尽可能广泛地开展积极的游击运动,组织破坏活动,破坏敌人后方工作,干扰敌人有步骤地准备实施打击和其前线部队实行佯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的这些指导意见,正是其一贯坚持的指导方针。
然而,共产国际远东局军事总顾问施特恩,明知其上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的意见,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行我素,在指导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作战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严重脱离苏区和红军实际,主观武断,经常造成红军作战指挥失当。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对此深感忧虑与不安。1934年2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在给埃韦特、施特恩和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严肃指出: “我们觉得,我们指挥部的计划和措施,特别是在最近,几乎一直像是被敌人强加的,造成了对我们部队的多余的重新部署,由于经常转移使它们失去了积极参加战斗的能力。” 电报中再次强调: “似应争取在我们已经取得一些成绩的地段歼灭敌人,不要试图在全线同时打击敌人。其实大家知道,我军常在运动战中而不是在突破敌人设防地区的战斗中取得很大胜利。应该充分利用我军的主要优势,即它机动作战和从翼侧突然进攻敌人的能力,而游击队同时从后方进攻敌人。重要的是要在歼灭敌人某一集团军方面争取决定性的胜利。”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的上述批评和指示意见,完全正确。后来的遵义会议决议也评价认为“共产国际去年二月来电说得很对”,并说“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对于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是无法了解的,所以不但去年二月以前如此,直至主力红军退出苏区仍是如此。”
可以说,如果不是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 主要是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 的干扰和阻挠,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央苏区反 “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能在中央苏区贯彻执行, 也许1933年下半年以后中央苏区红军的军事行动,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不会出现那么被动的局面。
曼弗雷德·施特恩依仗自己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共军事总顾问权势,在指导中共军事斗争中拒不采纳和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的意见,对中共和红军领导更是态度傲慢,专横跋扈, 听不进中共和红军领导人的不同意见。驻瑞金的军事顾问李德在执行他的指示时,有时会根据苏区实际情况作些调整,施特恩对此也不容许,扬言要取消李德军事顾问的资格。曼弗雷德·施特恩甚至对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政治代表埃韦特,也不放在眼里。鉴于施特恩对各方面关系都处于紧张状态,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不得不于1934年3月将施特恩召回莫斯科。
六、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突围转移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早在1934年3月25日致埃韦特和中共中央的电报中, 就充满忧虑地说: “我们觉得,中央和全党未意识到中央苏区形势的严重性,未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进行防御和粉碎( 敌人) 第六次‘围剿’。必须动员和集中党的一切力量来解决这个任务。”确如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所担忧的那样, 博古等直到广昌失守后,才真正感到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日益恶化,不得不于1934年5月下旬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反“围剿”形势进行讨论。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今后红军反“围剿”作战方针,中央书记处提出了两个方案向共产国际报告: 一是红军主力“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争,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 二是坚决“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中共中央将会议讨论的意见报告给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于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这两个方案,共产国际远东局政治代表埃韦特认为“不应把( 中共) 中央指出的两种可能性截然对立起来”,他主张红军应留一部分主力在苏区组成游击兵团保卫苏区,而“我们的基本力量,只有在实行保卫的各种可能性都用尽之后并且在保存着我们大部分有生力量的情况下”, 才应撤出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埃韦特都各自将上述意见报请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审议。
1934年6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埃韦特和中共中央,答复说: “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指出: “争取保存中央苏区的前途,是与在外部地区、在交通线上和靠近敌人设防地区的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这样大规模地开展游击运动,在苏区内,机动能力非常有限的军队的处境,到今年秋季敌人发动新的攻势,作出最后努力来突破苏区的防线时,就会发生危机。”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在电报中指示说: “但是在夏季,红军若竭尽全力,是能够采取主动把业已形成的不利形势改变为有利的。为此,必须完成两项任务: ( 1) 为防备不得不离开, 要规定加强在赣江西岸的基地,同这些地区建立固定的作战联系,成立运粮队和为红军建立粮食储备等; ( 2) 现在就用自己的一部分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以期最后这些部队成为将来闽浙皖赣边区苏区的骨干力量,现在四省边境地区就有可观的游击行动和第10军的核心力量。这次战役,威胁蒋介石的主要基地和交通线,对保存中央苏区和便于其余部队向湖南方向撤离( 如果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的话) ,都具有很大的意义。”电报还指出: “动员新的补充人员的过程证明,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作战部队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
共产国际6月16日来电,实际上同意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红军主力在必要时撤离中央苏区的决策,并且要求中共中央从现时起就需要为将来的撤离做必要的准备。在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遵义会议) 》中,有这么一段话: “国际六月二十五日来电曾经这样指出: 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遵义会议决议所说的“国际六月二十五日来电”,实际上指的就是共产国际6月16日致埃韦特和中共中央的这个电报。
根据共产国际6月16日来电指示,博古于6月下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红军主力突围转移问题进行讨论,会后即开始了主力红军突围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这些秘密准备工作包括: 成立中央最高“三人团”,派出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六军团西征,以及突击扩大红军、征集粮食经费和军用物资、实行六路分兵阻击敌人进攻等。
1934年9月17日,博古就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突围转移一事,再次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请示。电报说: “( 中共) 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1日前完成,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并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我们期待……这里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收到博古9月17日请示电后,进行了研究,于9月30日从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回电,答复如下: “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对南京的决定性行动只能在前面的湖南机动作战结束后采取,这意味着,首先歼灭何键的军队,这样我们的力量才能进一步壮大和巩固。但是在湖南作战的时候, 应该同时完成其他一些任务: 第一,为了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对驻扎在那里的南京军队实施强有力的骚扰性打击,留在江西的部队要展开持久的( 军事) 行动,目的是干扰他们在湖南的行动; 第二,组建独立的东方军,由第7、第10军团和来自中央苏区的另一个军团组成,目的是在东部四省交界处建立和发展一个强大的根据地,给蒋介石的军队在湖南方向上的集中造成困难,还可以隐蔽我们在湖南的主要计划; 第三,我们认为把目前在汀州———连城地区活动的部队留在福建而不调往湖南是比较适宜的。这个军团应该组成独立的南方军,其任务是在厦门方向或者在东北方向进行机动作战,也是为了在闽赣边界地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请确认电报是否收到和解密。”
共产国际的这个电报,算是正式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红军主力撤离苏区突围转移的行动计划,并提醒撤离的同时要在中央苏区及闽浙皖赣等苏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迷惑敌人。不过,根据“三人团”制定的突围转移计划,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行动此时已经开始了。
七、结论
除了以上六个方面,中共对福建事变的错误处置,原因与责任都与共产国际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说,共产国际对这一错误的发生应负相当的责任。从现已公开的历史文献资料来看,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红军军事行动和反“围剿”斗争,始终密切关注( 第三、四次反“围剿”期间因特殊原因除外) ,并给予了许多具体指导。作为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机构———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对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斗争中所给予的战略指导,除对于十九路军合作处置失当以及李德在中央苏区的独断专横外,其余总体来说是比较稳妥适当的。但是,作为共产国际远东局政治代表埃韦特及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以及派驻瑞金的李德( 奥托·布劳恩) ,却将“经”念歪了,使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没能取得胜利,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当然,导致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共“左” 倾领导者排斥毛泽东对中央苏区红军的正确领导,无视中央苏区红军在以往历次反“围剿”中的成功经验,教条主义式地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这个沉痛教训必须牢牢记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