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红十四军启东大队成立后红色风暴席卷启东
1930年初,中共江苏省军委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决定,将南通、海门、如皋、泰兴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4月3日晚,红十四军在如皋西乡正式成立。同月29日晚,中共启东县委在圩角镇西北陆凤朝、袁国昌宅上举行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决定将赤卫队编为红十四军启东大队。赤卫队是1928年8月启东县委为了开展武装斗争、打击土豪劣绅而建的一支精悍的游击队,共有队员18人。新组建的红十四军启东大队大队长由县委委员杨思公兼任,刘志成任政委,陆尚贤任参谋长,下辖3个中队,一中队长姚炳,二中队长朱廷佐,三中队长施友礼。同时成立了启东农会、泥木工会、商会、少年先锋队、士兵委员会等一系列组织,县委委员赵克明兼农会会长。
新编成的红十四军启东大队立即于4月30日参加了启东县委组织发动的圩角、大生二厂春荒暴动,时称“红五月暴动”。暴动首先从大生二厂发起。中共通海特委委员张辛在此开展工人运动已有多时,他是该厂罢工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4月30日6点,该厂细纱、粗纱车间中共地下党员、罢工领导人龚家丰、黄章富几乎同时发出“摇班”(即关车停工)的命令。两个车间所有机器停止了转动,三千多工人包围办公大楼,开始大罢工。“打倒资本家!”“打倒黄色工会!”等口号四起。荷枪实弹的厂实业特警队与工人厮打在一起。下午,罢工工人冲开特警封锁线,直奔4里路外的五区区公所和久隆公安局所在地久隆镇。工人们一边呼喊口号,一边散发传单。区公所人员早已溜走,公安局却又防范严密,一见工人来了便立即猛烈扫射。工人们无法接近,就袭击了本厂厂长“施摇头”的米行,把该行粮食分光。这场暴动震惊了反动当局,他们立即调遣实业特警总队、南通第五师一个营和省一个中队火速赶赴大生二厂和久隆镇。一时该地警戒森严,如临大敌,但工人们仍然坚持罢工。直到第七天,厂方同意每人每天加工资3分钱,工人才复工,斗争取得了部分胜利。
圩角镇的暴动是4月30日下午开始的。红军启东大队政委刘志成、参谋长陆尚贤率领20多名红军战士和500多农民,冲击三区区公所、地主朱有义宅、圩角镇协和泰粮行,缴获手枪1把,银元数百,烧毁文件档案,把几百石大米、麦子等分给了当地穷人,让他们度过了当时的春荒。
“红五月暴动”虽然没有取得最后胜利,但它发动数千工人、农民投入暴动,无疑是掀起了一场红色风暴,有力冲击了反动统治,扩大了党的影响。红军启东大队也在“红五月暴动”中得到了锻炼。此后,红军大队经常在二厂、圩角、曹家镇、永兴、大同、下和合一带活动,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7月底,红军大队共有队员80多人,后于8月参加了“八八暴动”。
6月,启东县委即奉令组织秋收暴动。7月,启东县委改为行动委员会,为暴动的最高指挥机构。暴动的计划一是摧毁反动县政府,成立苏维埃，二是开展“二五减租”运动。县行动委员会抽调以永兴镇地区为主的积极分子进行训练,并派红军大队长杨思公到通海特委及红十四军军部请求支援。8月初,特委派共产党员王肇基、陈泰康通过飞龙汽车公司,先后分两批运来13支枪和一批弹药。
8月7日下午,县行动委员会获悉4月底在汇龙镇被国民党县政府逮捕的县委委员、县农会会长赵克明将于第二日枪决。行动委员会立即举行会议,决定提前暴动,攻打县政府，营救赵克明。晚11时,来自永兴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200多暴动参加者汇集顾南洲宅。县行委负责人作战斗动员,宣布“服从指挥,只准前进,不许后退”。同时,布置北新、庙桥和黄仓等地党员,组织人员焚烧新港、久隆两座大桥,割断电线,阻敌增援。县行委以“启东县苏维埃政府”“红军第十四军第三师”等名义发布布告,严正宣布:
本党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率领无产阶级,消灭一切的反动势力,建立本阶级的政权。
8日凌晨1点,红十四军启东大队第三中队长施友礼在镇洋市国民党县政府门前放火,发出攻击信号。3路队伍200多人,分别由江眠天、顾南洲、杨思公率领,同时发起攻击。一路由正门攻打国民党县政府。一时枪声大作,喊声四起。反动县长夏钺青慌忙剪掉胡须,躲到后宅沟水桥底下,后侥幸逃命。暴动人员搜寻夏钺青未果,后烧掉了一部分敌档。另一路从西侧攻击警察队。警察队长朱昌茂被红军战士一枪击中大腿倒地,其余警察纷纷逃窜,公安局被红军占领。第三路赴看守所营救赵克明。他们用榔头、钉耙、铁棍等各种武器砸坏监狱,救出赵克明及其他“犯人”。
战斗持续到凌晨3点,红军毙伤敌5名,缴枪多支。我方也有朱廷佐等多人伤亡。考虑到敌强我弱,如若相持到天亮,暴动队伍则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遂下令撤退。天亮后,敌人疯狂反扑。暴动除救出赵克明等几十名被捕的革命者及群众外,其余两项主要目标均未达到。
“红五月暴动”、“八八暴动”虽然未能取得成功,但红色风暴席卷启东,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表现了启东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的英勇气概和大无畏革命精神。其中,“八八暴动”是启东人民早期革命中一次最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在启东革命史上留下了十分重要的一页。
PS：相关烈士
赵克明
(1899-1932)
1899年7月16日,赵克明在崇明外沙蔚兴镇一个佃农家里呱呱落地。刚满4个月,就跟随父母出外逃荒,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童年。
1910年,父亲将他送到蔚兴镇小学读书。入学以后,赵克明如饥似渴地学习,成绩出类拔萃,为老师宋伟陶所器重,破例准许免费读书,念完了小学。
1919年,赵克明在自己的家乡办了一个私塾,招收贫苦人家的子弟,悉心教授,深得方圆数里群众的敬重。
1923年,赵克明以私塾教师的身份考取了崇明劳苦师范学校。在师范学校三年期间,他勤学苦练,常常挑灯夜读。他出众的学业成绩引起了校长王蓉清先生的注意。王悉心指导、教诲这个出身贫寒的青年。王老先生是老同盟会会员,推崇三民主义,赞誉苏联十月革命,他是赵克明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者。1925年,王蓉清介绍赵克明加入了国民党。同年,赵克明回到了家乡,先后在表东小学、下和合镇小学、辅安乡第五初小等校任教。工余时间,经常深入农村,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当时外沙的农民,绝大部分租种崇明地主的土地,土质差,租子重,农民苦不堪言。产生业佃纠纷时,国民党崇明外沙行政公署总是袒护地主。黑暗的现实使赵克明对三民主义能否在中国实现产生了怀疑。1927年秋天,他结识了从武汉党务训练班回到外沙的共产党员顾南洲。几次促膝长谈后,颇有相见恨晚之感。随即,他同顾南洲等人在外沙发起组织辅安、广益、乐同三乡农民协会,赵克明当了辅安乡农会负责人。地主一见农民组织起来对付他们,慌了手脚,便指使辅安乡行政局长派乡丁封闭了农会。赵克明等人立即发动三乡农会会员及群众上千人,到汇龙镇外沙行政公署请愿,要求启封。外沙行政委员在群众压力下,当场向请愿农民表示,封闭农会是非法的,理应立即启封。请愿群众欢呼起来,燃放鞭炮,胜利而归。通过斗争实践,赵克明的觉悟进一步提高。1928年上半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立下了“定把龙泉斩恶魔”的誓言。
这年3月,外沙脱离崇明,成立启东县,赵克明任国民党启东县党部监察干事,后又在县政府财政科当科员。
这时,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派员到启东整理农民协会,成立启东县农民协会整理委员会。赵克明经国民党县党部推荐,担任了整理委员会的宜传干事,他便利用这合法身份宣传革命。
启东设县以后,国民党县政府决定每千步地征特捐6角。一些不法官吏从中渔利,敲诈百姓。赵克明同国民党进步人土沈轶公等一起秘密办了一个刊物,取名《暴露》。一方面摘登《向导》《新青年》上的文章,一方面选登启东地主和贪官污吏压榨百姓的事例。刊物在全县引起了极大反响,一些被揭露的官吏惶惶不可终日,恨得咬牙切齿。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暴露》出了3期就停刊了。
这段时间里,赵克明白天一有空就躲在一个小房间里,秘密刻写油印材料,夜晚,带了传单到四乡宣传,发展共产党员、农会会员,找农会骨干谈心、开会,筹划新的斗争。
1928年4月,赵克明在他的家乡永兴地区组织农协会员和农民两百多人游行示威,斗争安平村恶霸地主沈继贤,要求减租。队伍从惠安镇出发,沿路呼喊着口号。到了安平村,沈继贤态度傲慢,赵克明对群众说:“他不愿减租,下次带上钉粑、铁搭,把他的房子扒掉!”群众欢呼叫好。紧接着,赵克明的妹妹赵芝兰,愤怒地揭露了沈继贤剥削农民的罪行
1929年初,中共启东县委成立,赵克明为县委委员。从此，他更加勤奋、努力地为党工作。这年3月,第三党人士施方白担任启东县长。他一到启东就推行第三党的土地纲领,主张由政府限制地主剥削,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赵克明知道这不过是种改良主义的空想,但暂时至少对农民有好处。于是他积极支持施方白的提议,以农民协会整理委员会的名义,参与制订了“业一佃九”的改革方案,并草拟请愿书,送国民党省政府。这个方案遭到了崇明地主的激烈反对,省府当局也不支持,最终未能实现。但这一改革方案的提出,对以后进一步发动农民起来同封建地主斗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年夏天,启东大发蝗虫,许多青苗和成熟的庄稼被蝗虫吃光,而崇明地主仍坚持“熟不欠、荒不减”,一定要收租。赵克明一方面组织各地农民消灭蝗虫,一方面组织农民到县政府请愿,迫使政府出面限令地主减租,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0年春,国民党兵痞夏钺青到启东担任县长。他一上任就四处清查共产党,与地主勾结在一起对付农民。考虑赵克明的处境,县委决定他到乡下暂避一段时间。赵克明的父亲得知这一情况,流着眼泪对儿子说:“我只有两个儿子,你弟弟又是个傻子,你要是有三长两短,一家老小怎么办?你以后不要事事出头了。”赵克明说:“你也不出头,他也不出头,农民什么时候能翻身?干革命,就不能怕流血牺牲。”他劝走了父亲,到圩角镇附近的乡下,一面筹备县委扩大会议的召开,一面准备成立农会等组织。4月29日,赵克明参加了县委扩大会议。会上决定举行五月暴动,宣布成立红十四军启东大队,成立启东县农会、泥木工会、少先队,赵克明担任县农会会长。4月30日晚上,赵克明因事回到汇龙镇,被早已跟踪的警察逮捕。
在狱中,赵克明坚守党的秘密,他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不承认搞赤化。他妻子到监狱探望他,他叮嘱把家里的书和文件埋在地里,不要让敌人找到证据。
尽管多次受刑,赵克明仍非常乐观,还主动关心同室的难友。农民高国相因租案被关,只要拿出五块银洋就可出去。赵克明知道后,把妻子卖了地给他的五块钱送给高国相,让高出了监狱。
7月,赵克明通过关系得知夏钺青将要杀害他,便设法写了一个纸条转给县委,纸条上写“夏日可畏,秋商在即”。意即夏钺青十分可恶,秋天来临,他就要下毒手了。县委经过研究,决定组织暴动,救出赵克明,建立苏维埃政权。8月8日,红军战士、赤卫队员及群众200多人分三路冲进县衙门,同警察展开了激烈的搏斗,砸开监狱,救出了赵克明及关押的群众。当夜,赵克明转移到海门茅镇一个亲戚家,下旬,到了上海表妹的家里。
“八八暴动”以后,反动县政府到处捉拿共产党员、红军及其家属,启东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此时,赵克明的家属和部分党员也辗转到了上海。妻子劝赵克明:“现在总算一家团聚了,不要再干了。”他的一个侄子在香港做泥水匠,劝他一同到香港去谋生,留一条命。赵克明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从麦田里开会起头,就是要干革命,让穷人翻身。我决不半途而废,革命比性命重要。”
1931年初,他瞒着家里人,在朋友帮助下到南翔一所小学当教师,以此作掩护继续开展革命活动。这年3月和5月,他两次把启东疏散在上海的党员及红军战士召集起来,秘密开会。告诉大家：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在根据地活动,革命是有希望的；同志们暂时苦一点,千万不要灰心。同时,他筹划搞枪支,准备条件成熟后再返启东。这时,启东县长费公侠上任。他是个国民党党棍,比起夏钺青有过之而无不及。刚一上台,就四处悬赏,公开宣称“捉到赵克明,赏洋1000元”,并派法警到上海打听消息。有人把报纸上的通缉令给赵克明看。赵克明笑了笑,照样进行革命活动。
1932年6月20日,由于叛徒出卖,赵克明在上海被捕。21日上午,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事庭开庭审理,指控赵克明是启东共产党首领。赵克明沉着冷静,对答如流,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但是启东方面一口咬定赵克明是共产党,赵克明即被解回启东。
8月17日夜,费公侠将赵克明秘密枪杀于汇龙镇西市梢。临刑前,赵克明对着监狱呼喊:“同志们,永别了!”“共产党万岁!”
姚炳
(1904-1930)
姚炳,又名姚永堂、陆风岩,启东县永和乡人。1904年出生在洪流村一个农民家庭，十几岁时当了药店学徒。
1928年春,永和地区出现了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有领导的农民运动。许多贫苦农民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姚炳在党的骨干分子赵克明的引导下参加了地下党。
为了把农民运动推向全县各个地区,姚炳受党组织派遣,到新安镇地区,利用亲戚开展革命活动,建立党组织。他先后发展了袁福林等人入党,点燃了新安镇地区农民运动之火。
1929年夏天,中共启东县委组织了启东农民的第一支革命武装——赤卫队，姚炳是该队队员。赤卫队缺少武器,姚炳就开动脑筋,从敌人手里夺取。一天,他获悉大同村镇有一巡官佩带驳壳枪,坐了黄包车去汇龙镇。他约好施友礼,潜伏在巡官返回必经之路旁的麦田中。当该巡官的黄包车接近跟前时,姚炳和施友礼一跃而起,一把将巡官揪出黄包车,用刀对准巡官胸口,缴得驳壳枪一支。未过几天,他又和同伴到惠安镇北市梢,击毙巡官施学兰,缴枪一支。
1929年8月5日,中共启东县委组织赤卫队、农协会会员攻打惠安镇盐廒,姚炳亦勇敢地参加了这次战斗。此仗,打死盐兵班长1名,打伤盐警多名,缴枪10多支。此后,姚炳又参加了攻打新安镇等地盐廒的战斗。
姚炳接二连三参加打击反动政府的军事行动,受到反动政府的通缉。他被迫于1930年初转移到大丰县裕华垦牧公司种田。他白天下地劳动,宣传减租减息,晚上外出鼓动佃农起来斗争。不久,又为反动当局察觉。幸裕华公司帐房先生(姚的亲戚)得悉,急报姚炳,他冒险返回家乡启东,继续坚持斗争。
1930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启东大队成立,姚炳任中队长。旋即姚炳率领队伍参加了“红五月暴动”,在圩角镇袭击国民党区政府,开仓分粮。
同年8月,姚炳又参加了著名的“八八暴动”。在暴动中他指挥中队救出赵克明后,转向反动县政府档案室冲击,左脚中弹,未能随队撤离,只得爬进黄豆地里躲藏起来。9日凌晨，姚炳的警卫员王金虎不见首长,遂重返汇龙镇寻找,终于将他背回。
党组织立即派人护送姚炳赴上海治疗,入启东籍人士办的南洋医院。不料,在医院撞上了“八八暴动”中被我击伤、也在该院医治的县警察队队长朱昌茂。姚炳情知危险,立即转移至杨树浦圣新医院,但已被朱昌茂派人盯上梢。不日,姚炳被捕。
同年8月17日,姚炳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