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南方局在隐蔽战线的斗争始末
1938年10月，日军先后占领汉阳、汉口、武昌。中共长江局的部分领导同志撤离武汉，经长沙、衡阳、桂林去重庆。1939年1月，中共南方局正式宣告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南方局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要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合法存在、公开活动是不可能的，因此跟过去一样，把党的机构设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内，中共南方局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由于时势的发展，在武汉的机要工作人员也于次年3月搬到重庆。从此之后，一直到1946年5月，中共南方局在重庆战斗长达7年之久，在秘密战线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乐章。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件在各地接连发生，中共中央根据以往在白区斗争经验，及时提出了“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工作方针，以周恩来为领导中共南方局坚决贯彻十六字方针，顺势采取有效措施，转变组织形式、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并制定了《关于秘密工作的决定》、《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等一系列适应国统区和敌占区的工作指示，使党的组织更加适应隐蔽战线斗争的需要。
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红岩嘴13号
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办事处门前合影
周恩来在办事处的办公室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南方局决定迅速撤退已经或可能暴露的党员干部，建立起秘密的接头和通讯机构，把在国统区的党组织由半公开完全转入地下，实行党的工作的重大转变（1927年-1934年期间党在白区的主要以秘密地下的工作方式，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后逐渐改为半公开或公开形式）。在此工作方针的指导下，延安中央和南方局机关之间的指示、命令传达，来自海外和各地组织的物资和经费运输，党员的撤退、转移以及南方各地八路军办事处等相继缩编和撤销后的背景下，留在国统区的工作人员能否安全有效地撤退和来往于延安和境外等地，成为一件棘手的事情，这就要求南方局迅速组织建立起秘密交通线。
秘密交通线的建立过程
地下交通线是隐蔽战线重要的一环，是党的组织之间或上下级组织及党员之间进行联络的特殊方式。南方局适应形势需要在所属各省的组织架构中均建立了秘密交通联络线，一方面充分利用国民党控制的陆路、水路和航空线路，在战略要地和交通枢纽设立公开的交通站、办事处（国民政府迫于外界压力尚未完全取缔中共派出的国民革命军序列的组织机构）作为交通联络中心；另一方面以此为依托设立秘密交通站，开辟秘密交通联络线。
南方局秘密交通以南北两个方向为主线，范围覆盖南至香港，东至上海，西至西康，以重庆、桂林、香港、上海为基点，建立了上与延安党中央，下与各省委、特委相联系，并能与各敌后根据地和海外相通的全国性交联网络。皖南事变后，为应对国民党进一步公开分裂的可能性，南方局还建立了一条转移撤退至川陕边境的交通线，以便紧急时让党员干部通过这条线路转移出去。
在组织领导方面，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直接抓交通线建设，由南方局组织部具体分管，并专设交通处。南方局在《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中规定了秘密交通联络工作的具体方式方法、操作指南、应急处置办法等内容，为各级党组织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发展提供了必要的遵循。
我党的秘密交通，一方面利用公开合法的党中央驻各地的军队联络机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和交通站为掩护，由秘密交通人员化装成军人，乘坐军用交通工具，往返于各地与重庆之间，来完成文件、情报和转运地下党员的任务。1939年由南北交通线公开输送到延安等根据地的革命青年、学生几十次共计3000余人。
1941年7月，南方局组织成功疏散了200多名已暴露的人员撤往延安，撤退人员都以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人员和家属的名义，向国民政府申请“战时通行证”，并使用八路军的军服、军衔、符号、臂章，搭乘十六辆卡车，由廖似光（凯丰夫人）以少将军衔领队安全通过国民党沿线检查到达延安。仅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开始时，各地党员到延安开会、学习和汇报工作来往于秘密交通线上的就有5000余人次。
另一方面是通过秘密的途径，通过化名、化装来完成任务。例如从延安派往广东东江和海南游击区的军事干部如庄田、谢斌等，在到桂林之前，是以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工作人员身份行动的，到了桂林后，则化装成商人，由交通员护送到目的地。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化名胡光，以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救亡室主任的名义，通过地下交通线多次来往于桂林、重庆、延安之间。周恩来要求，化装要服装、仪容整洁，符合本人特点和熟悉的职业身份。
中央特科领导人顾顺章叛变后专为培训国民党特务所写的《特务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一书中，专门写有如何辨识共产党的几个方法。30年代，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员如不注意这方面的细节问题，往往很容易暴露被捕。1940年，潜伏在军统电台工作的我党情报人员冯传庆因暴露后遭敌人追捕，逃到曾家岩50号南方局军事组驻地（周公馆）后，组织决定马上送他去延安，根据他的长相和职业气质，将他打扮成有钱的商人模样。叶剑英还亲自将自己的一件皮袄送给冯，还交给他200大洋做路费，后将他从曾家岩周公馆后院的由防空洞打通的秘密地道送到嘉陵江边。可惜的是，经过长期逃亡的筋疲力尽，冯传庆过江后在江边渔民的草棚子里睡着了，早晨渔民发现一个陌生人便通知警察，冯即被捕。
秘密交通都做了什么
南方局地下交通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和不可取代的作用，既完成了经费物资的转运任务，也保证了党和军队以及民主人士的往来。由于重庆市整个大后方的中心，延渝线是南方局和党中央联系的纽带，南方局选派一批忠诚可靠的党员干部，以公开合法的社会职业为掩护，战斗在从重庆、成都、西安、延安的长途运输线上。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也以私人集资买汽车的方式开办运输公司，从事西安至成都的客货运输，实则为地下交通。南方局还通过各种关系打通空中交通线，南方局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广大华行总经理卢绪章，同国民党军政人员广泛结交，可以顺利买到去各地的飞机票。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情报人员掌握了机要交通的秘密代号，凭该代号可以买到成都至重庆航班为特务人员预留的专用客票，乘坐飞机时还可免去各种检查。1939年夏，重庆八办和贵阳交通站将10吨弹药和TNT炸药以及从香港购得的10000多加仑汽油，经桂林、贵阳、重庆运至延安，同年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将海外募集的药品、医疗器械和无线电器材运至越南海防，经桂林办事处派遣司机和车辆，采取分段运输的方式，将该批物资经凭祥、贵阳、重庆、西安安全运到延安，历时五个月。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 李克农
此外，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方局地下交通线还通过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港九、东江游击队等组织将困于香港的何香凝、柳亚子、矛盾、邹韬奋、范长江、梅兰芳等300多名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成功转移到桂林、安徽、川陕等安全区域，无一人被捕，堪称秘密战线史上的奇迹。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 廖承志
秘密交通工作除了护送人员转移、撤离以外，还承担着传达上级指示、负责与下级机关联系、保卫党的机构等各项重要任务。延安党中央、南方局同南委（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沪委等除有电台联系外，党内一些文件或指示，也有秘密交通传递。南方局对各省委、特委的指示，大都由秘密交通传递，为了减少被破坏的可能，1942年3月18日在《大后方党紧急处置办法》中，南方局又对使用交通的方法做了具体规定，要求上下级之间平常不通信件，因特殊情况必须使用交通时，应先规定专用技术，如暗语、警号等，然后才能使用。按照秘密工作规定，同一级党组织的负责干部不能住在一起，各人的地址也不互相告知，需要联系时须通过秘密交通安排接头。
从事隐蔽战线的都是什么人
从事隐蔽战线的工作人员掌握着党内的重要机密，包括党的领导机关的情况和领导同志的住址，而且长期在国统区工作，又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随时可能被捕，从事隐蔽工作性质又要求他们长期隐姓埋名，默默无闻，甚至与亲人断绝联系，因此需要他们有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强烈的献身精神。偶尔出现个别不坚定分子或稍有不慎，就会给党组组带来极大危害，例如顾顺章的叛变就给党的地下组织带来巨大破坏，教训惨痛。1941年8月，连接香港、桂林、重庆交通的王凯秘密交通站，因作为掩护而开设的杂货店一伙计违反秘密工作纪律，擅自同湖南亲属通信，被国民党从邮件检查中查出线索，而暴露了秘密联络站，王凯夫妇被捕，随后南方局立即切断了与此交通站的一切联系，避免了进一步的损失。
1940年10月，南方局成立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统一领导广东、广西、江西、湖南、福建、香港等广大地区的地下工作。根据南委安排，闽粤赣省委副书记谢育才调任江西省委任书记。由于江西省委交通员李铁拐（原名萧三省）被捕叛变，与特务设计将刚刚到任的谢育才诱骗至吉安逮捕，随后连串拘捕了多名江西省委委员，至1942年12月底，江西省委机关破坏殆尽，党组织基本瓦解，2000多名党员被投入监狱。1942年4月29日，被困的谢育才携妻子忍痛抛下未满周岁的孩子才越狱逃脱。后因南委电台摇机员郭潜投递叛变，发生了南委电台被袭事件，导致粤北省委、曲江交通站、桂林交通站，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南方局委员廖承志、南委副书记张文彬相继被捕。随后，叛徒郭潜又领特务破坏了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曼被捕。“南委事件”的发生，给党组织造成了极大损失，张文彬等人被敌人杀害。
但在各次破坏事件被捕的党员中，除极少数人叛变外，大都立场坚定，保持了革命气节。南方局十分重视对地下党人员的气节教育，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回红岩办事处开会学习党的文件。周恩来总是挤出时间，同这些长期在外工作的同志谈话，有时一谈就是通宵。周恩来率领南方局同志战斗在国统区斗争的第一线，其不怕特务捕杀、临危不惧、对党忠诚的斗争精神，本身也是对隐蔽战线同志最好的教育。1942年南方局召集部分同志回红岩，汇报工作和学习党的整风文件，时间长达一个月，为了绝对保密，都被安排在办事处所处的农场内独立的房间，食物也由专人送至室内，领导同志与他们谈话也是在房间内，严格执行保密纪律。
从延安派回重庆领导国民党“军统电台特支”、负责特支与南方局联络工作的张露萍在执行任务前，在曾家岩50号接受了南方局军事组特别培训。叶剑英与张露萍谈话，从工作纪律、情报传递方式、联络点设置、联络暗号，甚至穿着打扮、与特支其他人员“亲属关系”等方面，都一一做了交代和培训。“军统电台特支”七名同志被捕后均表现坚强，特务曾假装释放张露萍，企图放长线钓大鱼。原南方局军事组雷英夫回忆道：“张露萍被捕后，曾在曾家岩50号的巷子里出现过一次，为什么她被捕又出来了呢？有两种可能：一是她很坚定，特务只能把她放出来看她和谁联系，看她到底进不进周公馆，如果和谁联系就抓，如果进周公馆就砸周公馆；第二种可能就是她叛变了，引着特务来抓人。但是张露萍出现了以后，和我们的同志没有说话，脸绷得紧紧的。经过我们门口的时候，她离大门只有一米远，跨一步就可以进到屋里来，但她不进，连看都不看就走过去了。。。。现在看来，张露萍同志看穿了敌人的阴谋，她采取的行动很正确、很聪明、很成熟，保护了南方局领导机关没有受到损失”。
1945年7月“军统电台特支”七位同志在贵州息烽集中营被杀害，面对长期的监禁和死亡的威胁，他们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从未泄露自己的身份，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定气节。
“南委事件”发生后，除郭潜、颜福华等极少数叛变外，绝大多数同志坚持斗争，百折不挠，甚至牺牲了生命，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前文提到由于叛徒出卖，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曼及妻子罗文坤一同被捕被关进桂林逸仙中学，特务用尽酷刑却一无所获，便将苏曼、罗文坤、张海萍假意“释放”回家自省，同时在中学周围部署大量特务守株待兔。按照之前的安排，几天后广西各地地下党负责人将来逸仙中学向苏曼汇报工作。为在特务的重重包围中将消息传递出去，三人决定用集体自杀的方式“向党报警”。7月12日晚，三人在中学寝室内集体自缢身亡，三人自杀消息引来记者，新闻刊载在《桂林日报》上，引起地下党组织警惕，从而取消接头化解了危机。
用生命向党报警的交通员张海萍（前排左）与苏曼、罗文坤夫妇合影
隐蔽战线工作人员生活是极其艰苦和危险的，昼夜兼程、风餐露宿是常事，特别是要提高警惕，应付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检查，必须具备崇高的信仰、巨大的奉献精神和严谨的工作作风。战斗在各个点线上的交通员，靠着微薄的收入和极其有限的经费守护着党的生命线；与此同时，战斗在该战线的同志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严守秘密工作原则，不怕牺牲、踏实隐忍、任劳任怨，在艰难的环境下，积极工作、对党忠诚。历史证明，南方局领导下的隐蔽战线，是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是一支忠于党和人民的队伍。
